在那个物资无比紧缺的年代里，国人的日常消费，都是有“定量”。比如北京市的居民们，除了买粮要用粮票外，买副食品就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能买2两食糖和一斤盐。
还能凭油票每月买三两食用油。每户每月还可以买半斤稀黄酱。上海市在六十年代初时，发放的各类票证，更在五十种以上。比起这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来，其他地方的“凭票供应”，当然也更加严格。
放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买粮买肉买油都需要“粮票”“肉票”“油票”，另外还有“工业券”，购买毛巾毛毯电池铁锅暖水壶雨伞等日用品，都是“凭券”。以一些经历过六十年代生活的“老北京”的话说，那时“并不是没钱，而是有钱买不到东西。”
放在当时的北京，六十年代初吃一碗大米饭，就要四两粮票加八分钱。一个烧饼也要二两粮票加四分钱。至于买价格不菲的点心饼干？没粮票钱再多也买不了。看着“便宜”的东西，没粮票真吃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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