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的成本，那也是不小，布料棉料衣料在当时，都是紧俏物资。在1960年代的天津，一件“涤棉卡其男制服上衣”要卖19元，一条“涤棉卡其男制服裤子”卖14元。上下一“配齐”，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就出去了。所以那时的工薪家庭，“买衣服”真是难得的奢侈事。就算“过年穿新衣服”，也多是自己买料子做。至于平时？那真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比如1962年，李振恃刚走上乒乓球道路时，除了“省一个星期菜钱”买球拍外，母亲还把家里的大衣卖了，给李振恃哥俩各买了一双球鞋，外加一块海绵和一个球网，总共花了十块钱。这就是“妈妈给李振恃打球的全部支出”。也正因如此，那一双球鞋李振恃穿了三年，补了七块补丁，哪怕后来因为长身体穿不下去，“还舍不得扔”。
还有一些今天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放在当时，都是“天价奢侈品”：比如糖果，在1960年代的天津，一级白砂糖要八毛八一斤，红杏软糖两块七一斤。要知道，当时北京条件较好的工薪家庭换煤气，一罐煤气价格也不过两块七，相当于一斤红杏软糖的零售价。同时期的上海人结婚，男方如果能用两三斤糖做聘礼，也是非常有面儿。
还有塑料制品。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常把“塑料”叫做“化学”，以体现其高大上地，价格当然也高。1963年时，一只“化学肥皂盒”（塑料肥皂盒）要卖七毛五，相当于一斤羊肉。一双“化学凉鞋”（塑料凉鞋）零售价两块五，一只“化学梳子”也要卖三毛三。对于那时的普通城乡家庭来说，这类“便宜货”，轻易不敢买。
更重要的是，就算在六十年代，手里有大把的钞票，可如果手里“只有钞票”，那恐怕也是什么都买不成。因为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就是凭票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