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变了好多，这是我在外公最后几年对外公的感觉。
他是我最尊敬的老人。爷爷去世得早，早到甚至没能看到我的姐姐，更别提我了。所以，外公对于我而言，又不只是一个外公。
他是一辈子的能人，肩膀很宽厚，宽到能够将一个偌大的家担得稳稳当当。年轻时的他，背着个腰包，里面塞满炒花生再装上一瓶酒，拎着根扁担，便能一周走上几十公里，将桐油一步步挑到几十里外，又把鸡蛋从几十里外挑回来，一根扁担挑着八口子人。
他只是农人，但是很能干，能干到令人咂舌，在那个吃穿奇缺的年代，他能让家里的六个孩子还有外婆吃饱穿暖。
外公不同于镇上的其他人，他有五个女儿一个儿子，但是从未有过偏袒。
老大受过最多的苦，老二是他的最爱，老三生活身体最弱，老四最文静，老五上学最有出息，老六是他仅有一个儿子。
但是一样的吃食，一样的衣裳。
直到六个孩子成年，他终于可以轻轻松口气了。
但是没多久，更多的麻烦事儿来了。
他们倒是不希望被烦被打扰，但是有的娃没本事没地方住，要来和他们挤着住。外公向来看不惯某些人的某些脾气——合不来，但是又不能让孩子走，渐渐的，外公外婆都有了高血压。
他们说着要治病，来城里找另外几个孩子图个清静，但是也没什么清静的地界儿——要不就是屋子太小，要不就是孩子太吵，再不就是脸上不好。
最后，他们两老来到了我们家里，舒舒坦坦住了一年半，但是，又有别的娃找上门来了，说是别人说闲话了，硬说是孩子住着房子赶走了老人，要他们回去给他们个“清白”。
外公外婆叹了口气，没多说，收拾收拾回去了。
有时候，名声比人重要。而他们觉得，孩子的名声比自己重要。
回去后，外公喜欢出去地里干干活，一是他闲不下来，二是这样就不用和家里整天躺沙发上的人吵吵了。
他很能干，老了也是这样，过度的能干就是落下一身的毛病。
我印象中，外公身体很好，但是病不少，晚年的外公的各种病两三年就要吓唬我们全家一次。
我上高中那一年，外公又生病了，很快被送到了医院。
父母说我帮不上什么忙，只让我好好上课。我当时也有些担心，但是绝没有想到外公会这样就离开我们——他的身体向来很好，虽然大病了好几次，但是每一次都是有惊无险，病好之后依旧生龙活虎的。也正是
两周后，我听到了外公去世的噩耗，在我放中秋小长假那天。
先前有些小插曲，是大人们后来和我说的。就在外公的命运掌握在他喂出来的六个孩子手上时，六个孩子中居然有人想要用“天意”来决定外公的生死。
我母亲目瞪口呆，她不知道什么是“天意”。
那人，那个她的“姐妹”告诉她，“天意”就是抓阄，决定治不治。
可笑吗？
几十年来，哪怕是吃饭都是奢望的年代，他都没用“天意”决定六个孩子谁贵谁贱，谁多谁少。但是现在，十几天的时间里，他的骨肉打算用“天意”来决定他是生是死。
母亲疯了一般，她五十年来没有那么愤怒过，她不同意，她要治，要人，不要票子。有人说她太“自私”，说她生活条件过得去不“为别人考虑”。母亲说她来治，有人又说那外人会怎么想？母亲是不是要他们带着某个头衔过完一辈子？要治可以，只能治他的“六分之一”······
有时候，命不值一张皮，哪怕是张假皮。
那天是我的堂兄来接我的，他和我都很平淡，没怎么说话。我觉得我们似乎内心并不平静，但是我们的不平静又各不相同，我是一种简单的哀，但是他更像是一种无言的怒。当时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外公都走了，我们为何还要用怒目注视着眼前的一切呢？而我知道先前那些事后，无法让我不大的视线里再容下某些狭小的东西了。
外公的丧事办的很热闹，和外公生前的冷冷清清成了鲜明的对比。秧歌扭了几夜，院子里的麻将声也响了几夜，熬夜守灵的人蜷在灵堂里刷着视频，时不时也要笑出声来。算是丧事喜办吧，哪怕我走出屋子老远也能听到刺耳的笑声······这些都是那屋子先前几年所没有的，也是外公临别前最希望的。
或许有时候，有些愿望，活着的人没资格，死后的人才有机会。
外公出殡了，那天来了百十号人，在世的老人们说，这是镇上近几年来最大的阵势了——多少人愿来，来多少人，只在交情，说直接点，只在看人，只看那个躺在黑盒子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