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处理不慎，多年来精心塑造的孝敬形象将可能毁于一旦，名誉也将随之扫地。
这让王莽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既想保住自己的孝敬之名，又不愿放弃奉祀之礼仪所带来的尊荣。
他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坚守自己的道德立场，还是为了权力而妥协？
更何况，他凭什么能够算作刘姓的“为人后”呢？
又有何依据来支撑这一身份的转变？
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王莽本人，也在朝廷上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
王莽需要找到一个合理且能够被众人接受的理由来支持他的决定，否则他将难以摆脱这一伦理困境的束缚。
就在这个时候，刘歆毅然站了出来。
他身为博学多才的儒者，对于礼仪典章有着深入的了解。
在众多博士儒生的围绕下，详细阐述了王莽服丧之礼的合理性，力图证明王莽确实有资格继承汉室的大统。
他首先指出，王莽是按照太皇太后的诏令来居摄的，而太皇太后作为汉室的“天下母”，自然有资格指定王莽“奉汉大宗之后”。
这一点在宗法上至关重要，它构成了王莽继承汉室资格的基石。
尽管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但在宗法上，需“奉共养太皇太后”。
这就为他与汉室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勉强说得过去的宗法桥梁。
接着，刘歆引经据典，根据《仪礼》的规定，详细解释了不同情况下的服丧之礼。
他提到，父亲去世时，孝子需服最重的“斩衰”。
若父在而母亲去世，则应服次一等的“齐衰”一年。
倘若父亲已先去世，母亲又离世，那么服“齐衰”的期限可以延长到三年。
此外，还举例说明了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如嫡子与庶子之间，服丧之礼的具体应用。
特别是当庶子的生母去世时，由于庶子在宗法上的母亲是正妻，因此他只能为生母服亲戚中最轻的“缌麻”。
为了进一步说明“缌麻”的轻重程度，刘歆还进行了生动的比较。
他指出，“缌麻”之轻，就如同一个人为外孙或外甥服丧时所穿的丧服一样。
而比“缌麻”更轻一等的，便只剩下为去世的朋友所服的“麻”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歆开始探讨王莽为其母亲服丧的具体问题。
他认为，如果王莽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大夫，那么为母亲服三年“齐衰”自然是毫无疑问的。
但问题在于，王莽已经奉了汉室的大宗，身份非同一般。
因此，王莽不能顾及“私亲”为生母服重丧，而应该遵循更高的礼仪标准。
由于王莽的母亲是级别等同于列侯的封君“功显君”。
所以应当按照《周礼》中天子为诸侯服丧的礼仪来操作，即服非常之轻的“缌缞”。
与此同时，前不久继承新都侯爵位的王宗，则需要作为宗子为其曾祖母服丧三年。
通过这样的阐述，刘歆成功地为王莽的服丧之礼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他的这一番言论不仅体现了王莽为了公义而不顾私亲的高尚道德情操，
也彰显了王莽作为未来君主的典范与楷模形象。
这种为了大局而牺牲个人情感的行为，本就是王莽一路行来的基本操作，
这次王莽又为后世那些为公事而不顾家庭的“榜样”“楷模”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