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公主和袁贵妃也侧耳倾听。
姜黎道：“在我看来，大明实亡于张居正，不仅仅是一条鞭法对北方农民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内阁揽权，乃至于党争始于张居正。
张居正之前，六部及地方奏章，由皇帝转交内阁票拟，再由司礼监批红，但是隆庆驾崩之初，因万历年幼，不能视事，故而张居正作出改革。
将六部及地方送上的奏章，抄写一式两份，皇帝一份内阁一份，从之前的由皇帝转交内阁，变成内阁转交皇帝，主次颠倒，哪怕是呈交皇帝的奏章，也得内阁阅完之后。
且张居正借着内阁有起草诏书，敕命之权，以内阁为名给六部和地方下达命令，从此内阁有了行政权，跟中书省一般无二，皇帝用印的是诏令，除国家大事，平常的公文行政命令，都由内阁直接下发，不需要司礼监用印。
有时候张居正还会把一些奏章扣留，譬如在张居正死后，万历才知道云南已经被东吁蹂躏了十年之久。
太子莫要小看这一先一后的次序，六部地方奏章先交给皇帝，再由皇帝转交内阁，那么，内阁就是皇帝的辅佐机构。
如果次序反了，内阁就成了中书省，优先收取六部和地方上的奏章，再转交皇帝。”
“砰！”
袁贵妃素手一拍案面，俏面森寒，哼道：“杨师傅与吴师傅居心歹毒，从不与太子说这些，若是姜公子不提，我们娘仨还都被蒙在鼓里呢！”
太子和长平公主的脸色也很不好看。
姜黎摆摆手道：“娘娘勿恼，杨庭麒和吴伟业未必是有意为之，兴许只是习惯成了自然，太子不日将要登基，先后次序千万不能含糊。
我们再说一下万历和崇祯两位皇帝。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任命官员，素来为人垢病，但是根源是什么？
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
在张居正时期，没有内阁的同意皇帝说了不算，由此形成惯例，内阁推选的人皇帝不想用，皇帝选的人内阁不同意，皇帝绕不过内阁直接任命官员，凡内阁推选皇帝一概留中不发，致使高层官员严重缺额，朝廷依靠司礼监，地方靠着中低层官员和体制的惯性艰难运行。
天启年间，魏忠贤掌权便是受了张居正的遗毒。
崇祯也深受其害，只有用锦衣卫杀人抓人之权，却无任命官员之权，皇帝治理国家，不能只会杀人，还要用人。
崇祯要是任命官员未得内阁的同意，就是白板圣旨，官员不敢赴任，因为同僚不认他，朝廷内阁也不认。
所以崇祯只能依靠内阁，只有内阁与皇帝意见一致，人事任命与政令方能通达。
要是内阁跟皇帝有了分歧，就只能换内阁首辅与阁员，这也是崇祯朝内阁官员更换如走马观灯般频繁的根源。
太子可以想象一样，每当你父皇面对阁臣顶撞之时，是多么的无力，尤其国势日益靡烂，朝堂上却每日争斗不休。”
“先生，我该怎么做？”
太子痛苦的捏紧拳头。
姜黎道：“权力者，不外乎财权、军权与人事权，我们专门说一下军权。
原本大明的军权一分为二，五军都督府掌军队指挥管理，兵部掌兵籍军械，但土木堡之后，以于谦为首的兵部推行文臣统军，文官开始掌控京城与地方兵权。
景泰年间，十团营众将都是于谦以兵部尚书提督京营的身份任命，标志着明军的人事权从五军都督府转移到了兵部，皇帝直属二十卫兵力被夺。
同时也在景泰年间，各地巡抚也依此将边军的人事权转移到了兵部。
后来弘治朝任用王恕，刘大夏等文臣改革五军都督府，实则是彻底将之废去，不仅人事权给了文官，卫所土地和军户户籍管理的权力也给了文官。
自五军都督府之军议权为兵部薅夺后，兵部就常因诸事冗杂且疲于应付各类钱粮不足之事，而无暇议定戎政方略，致使很多兵事突然发生时毫无对策。
人事权和行政权可以慢慢来，但五军都督府一定要重建，太子可将左良玉召入南京，任为五军大都督，命其依旧制重建五军都督府，待天下一统之后，厘定与兵部的职权，并且直属皇帝的京营二十卫也要重建。
所谓危机危机，既是危，也是机，若无闯献造反，满清入关，革弊鼎新绝无可能，大明只能如一艘四处漏水的破船渐渐沉没。
但是从好的方面来说，动乱摧毁了旧有的利益阶层，财富权力得以重新分配，太子若能抓住这机会，不说光武中兴，远迈汉唐亦无不可！”
“好啊，还是先生真心待我啊！”
太子满脸的激动之色，猛的站了起来。
姜黎笑道：“大明积弊日深，刚刚说的只是标，要想彻底革除弊端，还须治本，待太子登了基，找机会我再和太子说说科举。”
“哦？科举也有弊端？”
太子讶道。
姜黎笑而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