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脑海记忆里，爷爷的模样已经有些模糊了。我六岁的那年，他就离开了人世，去往了我未知的天堂，只留下了一张仅有的照片，成为了我永久的怀念。
爷爷是一辈子的老烟民了。
随着爷爷烟龄不断地增长，他抽烟抽得越来越厉害了。慢慢地便患上了，较为严重的慢性肺气肿，在爷爷那个苦难的年代里，家境都特别的贫穷，穷得连饭都吃不起，家里的子女又很多，村子里有很多的人家，都是借了今年的粮，去还明年的面，才勉强能够得以生存。但还是有很多人，被无情地饿死在那个，只追求温饱的年代里，对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渴望，却成了最珍贵的奢望。
然而爷爷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能够让一家子人，勉强可以裹腹，在村子里已经算很不错了。在他经历的那个火热年代里，生活虽然很贫困，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是那么的干净而快乐。没有尔虞我诈，也没有内卷踩踏！
平时爷爷喜欢抽的烟，大部分是从集市上，买回来的一些散烟。就是那种晒干的烟丝或者大烟叶子，在我们山东老家称为“旱烟”，且越便宜的旱烟叶子，后劲就会越大。那大旱烟的后劲，简直能逆天了。
但这种的后劲大的旱烟叶子，对于许多老烟民来讲，却是最喜欢的上上品，每次他们抽得都很是陶醉，就似蟠桃盛会般那样的惬意。
而对于新烟民来讲，也只能是望烟兴叹了。实在是顶不住，那大旱烟的后劲儿啊。
有时我也曾想，爷爷为什么不选择，更好的烟丝或者“洋烟”呢？最后才总结得出结论，根本的原因，还是太过贫穷了啊。
若是当时的家中，能有那么几个闲钱，爷爷也不至于，去买那几分钱的大烟叶子了。
在自己还懵懂的年纪时，也曾偷偷地尝过，几口大旱烟叶子。那家伙给我呛的，是真的直想吐啊，当时也不清楚为何，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抽这么恶心的东西，简直能要了小命了。
旱烟叶买回来以后，爷爷会分批放进，他那宝贝疙瘩似的小烟盒。把烟丝儿、火柴和一叠撕好的卷烟纸，一块儿放进小烟盒，塞进他的衣服口袋里，等啥时候烟瘾犯了，爷爷就会现场制作一支旱烟，就像一个圆锥体似的大头烟卷，在那儿一阵地吞云吐雾。
到了后来，爷爷的卷烟纸，就变成焊烟锅子了。
然后，爷爷会从口袋里拿出火柴，刺啦一声划着火儿，不紧不慢地点着大头烟卷，再往嘴里这么一叼，满足地猛抽上几口，那烟雾缭绕的快感，甚是解爷爷的馋啊。
对于爷爷来说，他似乎入了仙境；但对于旁人来讲，却如踏进了烟囱。那个银黑色的烟圈，直能给你呛的是满面泪光。
若抽烟时爷爷的身旁，再能有个打火机，那简直就是“熊猫”般的稀有存在了。
记得当时在山东，有个叫“大鸡”牌的香烟特别火，在我们那儿的火了好多年。这个牌子的香烟，经济实惠还不贵，烟民们抽着还非常的顺口，几乎每个年龄段的烟民，只要有点儿闲钱儿，嘴里都喜欢叼着它，悠哉地站在大街上，跟村里人叭叭地搁那儿吹牛，再一口接一口不停地抽啊抽，很是洋洋得意。若是哪家有个红白喜事，也总能看到“大鸡”牌香烟的影子。
爷爷也会时不时，买上一包“大鸡”牌香烟，偶尔地炫耀一番，给自己改善一下“烟食”。
但是到了后来，“大鸡”牌香烟突然就不香了。它的声誉一下子就骤降到了冰点，名声也开始慢慢地变臭了。
烟民们慢慢地发现，“大鸡”牌香烟不好抽了。烟味儿不是那个老味道了，而且越来越难抽，逐渐地才爆出了惊人的原因！
原来是假货横行惹的祸！各种山寨版的香烟，只要挂出个“大鸡”的牌子，都能从中分出一杯羹，在利益熏心的驱使下，直接就把“大鸡”牌香烟，给干得“熄火了”。
自此以后，烟民们再也不独宠，“大鸡”牌香烟了。
爷爷的这一辈子，人生虽然很平凡，但他的经历却是非常的缤纷多彩。从过军，打过仗，印过刷，当了半辈子的村长。
在那个贫瘠纷乱的年代里，爷爷能够侥幸存活至老去，也真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了。
在爷爷十几岁时，他就加入了，我们当地的民兵武装。他跟着八路军主力部队炸过碉堡，也与敌军鬼子，真真切切地打过仗。在爷爷当信使的时候，还给县区队与八路军主力部队，传递过“鸡毛信”式的情报，就在离我们东梁垓村，不远的张庄公社，曾被敌军占领了多年，都未能收复回来，这也成了当地武装，心里常年的一个痛点。
有一次，爷爷所在的区队，接到县武装队的秘密任务。上级指示让他们区队，要全力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准备攻打张庄据点，势必要将张庄炮楼一举拿下，这一次要把敌人，彻底的赶出中国这片土地！
非常幸运的是，爷爷也是当时，攻打炮楼的一员！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看着大军压境的八路军主力，自知不敌的伪军们，为能保住一条小命，大多数都举了白旗；只有少数信仰坚定的某些太阳兵，自我“感动”地倒在了，张庄炮楼的阵地上，成为了他们所谓的“帝国英雄”！
也正是因为这一段，从军的宝贵经历，爷爷积极地向组织靠拢，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
后来，鲁西南快解放了。爷爷就去了县城，当了一名县城印刷局的工人，在印刷局干了几年，也没能混出个啥模样，就被我的老奶奶，给招呼回来结了婚。
经媒人的介绍，爷爷有缘认识了，相差十三岁的奶奶，从此过上了平凡的日子。自打跟奶奶结婚以后，在家族里的爷爷，是个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什么事都要他说了算才行，且是那种说一不二的选手，谁要胆敢有什么反对意见，他便会劈头盖脸地给你一顿教育，有时更过分的是，还会手脚齐用的招呼你，这就是爷爷惯用的家庭教育方式。
在家里，爷爷就是绝对的权威与律法，绝对没有你对我错的可能性。
由于爷爷党员的身份，后来公社和村民们就推选他，当上了东梁垓村的生产队长。再后来又慢慢的当上了村长，这一当上村官不要紧，却让爷爷当上了瘾，不知不觉的半辈子过去了，爷爷都快七十多岁的人了，他还是那么的爱岗敬业呢。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刚当上村长的爷爷，年轻有为且干劲十足。他先是带领村里的人，积极听从国家的召唤，从各县乡镇里，大量地搜集钢铁，不分昼夜地进行锻造，为实现国家繁荣的现代化，贡献着自己小小的力量。
再后来的集体大锅饭时期，爷爷又带领村里人，开始了自力更生的创业。把每年收下仅有的粮食，组织起村民们，集体蒸白面高馍馍，自己村里人不舍得吃的白面馍，拉到县里的集市上吆喝叫卖，用来换取少量的金钱与物资。
待到夏麦秋收时，爷爷也成了交公粮的主力。他总会按时按点地组织村民，每年推着架子胶轮车，把地里收下的粮食，保质保量地向国家交纳公粮，无论当年的收成好赖，先可着集体来，总是对的嘛。
村子里的集体库房、磨坊、菜园、牛羊圈等等，也都有爷爷参与的身影。在那特殊的十年时期里，村子里各项集体生产，都被爷爷组织得井井有条，村子里的产业，也在他的带领下，一路芝麻开花，节节高地向上登攀。
直到了一九七九年，国家实行了土地承包制，逐步开始分田单干了。爷爷才依依不舍，把村长的接力棒，交给了新一代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