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铉令骁果军文武、上党佐官退下，只留上党长史杜皎、郡丞范宏、吏曹崔肇师、民曹卢楷、礼曹张承、兵曹刘永、刑曹薛衡、工曹贾琛、吏曹司沈宽、民曹司魏绪、礼曹司朱桓、兵曹司陈式、刑曹司霍敦、工曹司韩丰。
他向众人说道：“六曹二十四司和原本的三十六曹大同小异，主要是有了上下级之别，今后六曹主官掌管政令和本曹政策制定、审核和贯彻执行；监督、指示、催促辖下四司行事。四司中的某一司要是犯下大错、或者不能按期完成重要任务，该曹主官也要负一定责任。各司司长要是受到恶意刁难，既可以向本管本曹的杜长史或范郡丞申诉，也可以向我说明情况。当然了，我相信大家不会犯下这种错误。”
其实配上类似御史台、大理寺的机构更好，然而时机还不成熟，卫铉也没有人手可用；眼下也只能让大家相互监督、相互督促了。他敲打一番，放缓语气道：“方才，我只是大致介绍一下，对各曹各司具体职责并未详加说明。稍后，我便将细则交给你们，只需按制明确使命、组建各曹各主司即可。”
“下官遵命。”众人凛然遵命。
卫铉适可而止，转而问道：“今年春粮，亩产多少？”
“在我上党所有田地之中，上等、中等田约的四成五，剩下五成五是下等田。河渠边的上等田土地肥沃、水分充足，一亩产出一石二三的麦子；远一点的地方是中等田，较为贫瘠，一亩有八九斗；最为贫瘠的下等田，只有五六斗。”杜皎思索片刻，又说道：“上党这两年风调雨顺、粟麦大稔；从全郡交上来的租子推算，每年春粮大概在四十万五石左右、秋粮大概在六十五万石。如果把冯氏和贪官交出来上中等私田算上，全郡春粮当有一百三十多万石、秋粮当有二百一十多万石。一年的稻麦约有三百四十万石、粟稷菽亦有五十余万石。”
得知农作物一年的大致产量，范宏喜上眉梢的说道：“在朔、恒、肆、并四州各郡之中，上党郡估计只比太原郡、乐平郡差上一些。恒州所在的‘大同盆地’虽然也很富饶，但是这几年都在打仗，其产出自然无法与太原、乐平、上党比。太守，人均下来，我上党已经很多了。”
“不能这么算。”卫铉摇头道：“除开冯氏和贪官交出来私田，上党一年的稻、麦、粟、稷、菽顶多是一百三十万石，而上党在籍人口有五万四千多户、三十四多万人；平均下来，一人一年约有三石八粮食，如果把朝廷规定的租调、以及官员擅自开设的苛捐杂税交上，范郡丞认为还剩多少？”
“关键是农作物受天气、水分、光照、虫害影响极大，一年的产量未必有一百三十万石。”
“太守所言极是。”杜皎听得深以为然，他说道：“太守、诸位，这些数字乃是按照百姓上交的租子推算，并不是真实数字。而县官、乡里三长收租之时，只会遵照规则收税、只想完成任务，根本不管百姓是丰收还是歉收。遇到歉收之家，他们极可能收走那些家庭八九成粮食；如果收税的人故意刁难，这些家庭已经不剩什么了。”
范宏等人闻言默然。
其实魏朝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各地官府不但不顾百姓丰、歉与否，而且为了逢迎拍马、体现自己有多出色，总是夸大其词、把绝收也说成了丰收；然后依律收税、收租。上位者看到规定的税赋按时入仓，尽皆欣喜若狂、加以封赏，完全不知天下百姓早已食不果腹、濒临饿死冻死的绝境。
也许全都知道，但是“它们”总是认为民如草芥，割之可以再生，忘了先贤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卫铉也知此理，向熟悉政务的杜皎问道：“杜长史，高祖孝文皇帝时的税制如何，如今又是如何？”
“太守，高祖孝文皇帝以一夫一妇为收租调单位，有婚约在身且十五岁以上的两对未婚男女算一对夫妇、家有八个未在官籍的奴仆婢女算一对夫妇、富户家中每二十头牛算一对夫妇……一对‘夫妇’每年交纳帛一匹、粟米二石。”杜皎说道：“看似很高，可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和妇人均可授田，只要满足十五岁以上这个条件，不管是民、还是奴都有田，其中男丁授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一头牛授田三十亩。如果家有四头牛，则能领到一百二十亩，如此一一折算，帛一匹、粟米二石相当低。”
“均田之制的推行，使大量荒地被开垦，耕作技术得到蓬勃发展，同时也带动养蚕、纺织、手工、牧畜、酿造等产业的繁荣。到了神龟年间，我朝虽然内斗不断，但中枢的粮仓、各州官仓仍旧装得相当充实。”
缓了缓，杜皎悲伤的接着说道：“等到局势失控、朝廷鞭长莫及，地方的税制全乱了，一个州如果有五个郡，五个郡所收的租调各不相同；就拿我们上党郡来说，租调各翻一倍，每一季还要一个家庭征收一石粮食。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杂税。乡郡和襄垣郡，又是另外一回事。如今的税制，谁也讲不清楚了啊。”
“改，必须得改。”卫铉霍然起身，毫不犹豫的说道：“别的地方我管不着，但上党，必须得改。”
杜皎愣了一下，随即问道：“太守，怎么改？”
一时间，卫铉哑口无言，默然思忖起来。
魏朝的租调制、隋唐的租庸调制都是以均田制为基础、以人丁为本的赋役制度，收税的对象主要还是个人，不论对方有多少土地、财产，都要按丁交缴纳同等数量绢、粟米。一旦人口增加、官府无土地实行均田制、土地被兼并，百姓土地不足却又要缴纳固定额度的租、庸、调，人家怎么生存？
比如说某个家庭家有六人却无亩地，你却冲按规律收同等数量的绢和粟米，这不是要人命么？而名门世家坐拥无数良田，然而只须交纳几十号人的，有的甚至不用交。两两相比下来，明显会造成社会矛盾。
史上的安史之乱后，朝廷负担巨增。唐德宗年间，改行杨炎的两税法。两税法颁布以后，比盛唐一年财赋还要多出百万。
两税法最大的特点是改变了以往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只要是有资产、土地的人，都要依照产出上交税赋，使收税对象从个人转到田地等固有资产之上、从普通百姓卖到拥有大量好田却不用交税的大地/主身上。
此法不仅拓宽征税广度、增加财政收入，而且由于依照财产多少即按照纳税人负税能力大小征税，相对地使税收负担比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普通百姓负担。而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无疑更加先进，然而不符合魏朝当前实情，所以从目前来看，两税法更加切合实际。
想到这里，卫铉说道：“今后的田租按产出收，究竟是十抽一、还是二十抽一，需好生核算，至于对方有多少耕牛、耕马，我们都不管。那一匹绢布，仍旧以家庭来算，已婚夫妇都要交，分不分家都要收；未婚的，不用交。”
变异的“两税法”的确还有很多弊病，却比如今奉行的“一刀切”公平。卫铉虽然也知道一旦实施起来，导致官府收入会大为降低，但官府不能以盘剥百姓为荣。百姓获得喘息机会之后，不仅会拥护这等税制，而且在先后对比之下，他们明白谁才是真正为他们着想、谁才是“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