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四年（自嗣圣三年改元，大足三年又改元，至今历经七年。）
虽然如今朝堂之上，能够与武后作对的只有左相白望宗一人，但就是他一人，却阻止了武则天进一步插手朝政整整七年。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朝堂政治斗争趋于常态化。
白派、皇族派、世族派、科举派、武后派、寒门派、皇帝派等大大小小的派系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他们之中犬牙交错，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虽然总体上还是武后与白相的争斗，但实则是各个派系之间的倾轧。
朝堂的混乱不可避免的引起了地方上的混乱，特别是边境的动荡。
因为政斗，许多宿将、名将因此受到牵连，老将黑齿常之被下狱流放、名将裴行俭被免职赋闲、大将程务挺被贬职。
边境上几乎没有镇得住场面的老人，多是些二代领兵。
由此引发了后突厥的再次入侵。
出于对白望宗的压制，在解决边境问题上，武后并没有询问他的意见，而是独立专行，任命投靠自己的二代将领们领兵出征。
结果因为二代将军们经验不足，贪功冒进，致使两次北征唐军大败而归，损兵折将，国库几乎空了三分之二。
与之造成的后果就是北疆战事彻底糜烂，后突厥占据漠南，并州、朔州等地时常遭受突厥人劫掠，唐朝不得不裁撤安北都护府与单于都护府。
雪上加霜的是，听闻大唐在北方遭遇大败，一直以来被压制的各方势力开始蠢蠢欲动。
后突厥再次卷土重来，多次寇边疏勒城，好在安西都护唐休璟老成干练，又有武威军总管王孝杰的鼎力相助，才没让后突厥得逞。
至于吐蕃人为什么这次没有插一脚，实在是上次王孝杰将他们打疼了，如今还在舔舐自己的伤口。
不仅西、北两边动荡不安，东、南两个方向的贼人也蠢蠢欲动。
半岛上，原百济、新罗、高丽境内出现许多独立军，希望半岛能够脱离大唐的羁縻控制，寻求成为独立王国。
因此朝廷经常能够收到安东都护的上报，唐驻半岛军队多次被不明武装力量袭击，请求朝廷增兵。
按理说仅是半岛的这些独立军，安东军三万多人，很轻松便能镇压。
但这些独立军选得时机恰恰好，契丹族因为突厥人衰退的缘故，乘势崛起，常常劫掠辽东，安东军不得不将大半兵力驻扎在远东地区，以防备契丹人的入侵。
这就造成了半岛唐军兵力不足的尴尬场面。
不过就如今朝廷这种混乱的局面，很显然安东军是等不来援军的。
除了半岛的局势动荡，就是海外的倭国，也出现了不服从大唐管理的声音。
因为中央的决断常常不及时，使得驻倭国使馆无法准确的解决倭国的国内事件。
经过驻倭使馆多次的滞后处理，倭国境内突显一股反唐势力，且他们逐渐坐大，甚至于开始架空倭王的权利。
以倭国内大臣、大将军足利氏为首的反唐派系，成功将倭王架空，掌握了倭国内部的军政大权。
越来越有脱离大唐掌控的倾向，只是碍于大唐在肥前国的一万唐倭驻军，不敢轻举妄动。
驻倭使馆大使裴玉河多次上书朝廷，请求插手倭国内政，剪除足利氏，重新恢复倭王的统治权，以免倭国脱离大唐的控制。
然而武后认为倭国之事乃是小事，相较于北方的后突厥，不甚重要，只要倭国不对驻倭唐军发动进攻，就不要多加插手。
以免照常唐倭之间的冲突，如今朝廷腾不出手处理倭国的事。
哪怕白望宗据理力争，言倭国、半岛的稳定，事关北海商贸，事关国库财赋，不可不重视。
武后却以为这是白望宗的一次政治进攻，反而责令驻倭大使不得随意行动，违者免职罢官。
无奈，裴玉河站在使馆二楼，看着使馆外汇聚得愈来愈多的倭国抗议队伍，深深感到了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