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封五年的时候，就有民不堪其扰，杀官造反，又有游侠，看不惯官吏横征暴敛，出手刺杀了大量官吏，导致地方一度出现了混乱。
随后汉帝在张汤的建议下，依据《禹贡》《职方》等古籍，分天下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以六条问事来监察州内地方官及豪强。
有着州刺史的直接监督，零星的造反都被按了下去，而地方豪强就算不满，以前还能暗地里出资帮助造反者，如今刺史在那一坐，根本就不敢动。
只要敢动，家破族灭，远迁长安，就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但是这终究只是一时之策，如此导致的问题就是，迄今为止，关东流民竟然达到了三百多万。
而因为当今丞相是法家的张汤，其多任用酷吏，而汉帝为了筹措军费，也认为法家弟子用得比儒家弟子顺手，这就导致了朝堂和地方，法家弟子竟占绝大多数。
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汉帝命张汤、赵禹等法家大师，修订新《汉律》，最终确立了汉律的框架，即律、令共计三百五十九章，死刑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其中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强化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法”的规定，即主管官吏故意放跑罪犯就与犯罪者同罪；同时“缓深故之罪”，即放宽对官吏制造冤假错案的治罪。
由此天下严刑峻法和酷吏盛行，甚至于打击关东社会的豪侠，并迁徙关东豪侠于关中、族诛豪侠郭解，以促使汉律下沉到关东地方郡县。
而儒家也不甘心被法家压制，便聚集起懂法的儒家弟子，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实现了司法的初步儒化，即开启了春秋决狱。
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控制关东地区，以往历代的汉帝，都以关中为根本的地缘战略，借以内控诸侯，外御匈奴。
高帝时，重在控内，并以洛阳作为控御关东诸侯的重镇。
而当今汉帝上位后，重在御外，而对关东诸侯的统治由军事镇绥为主转向政治控制为主，洛阳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也相应下降。出于适应地缘战略转变的需要，汉帝对长安、洛阳之间的地域结构进行了调整。
汉帝下令将函谷关东移约三百里，是为“广关”。
此后，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巴蜀之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的山地。
不仅如此，东徙函谷关，旨在将整个崤函山区括入关内，以加强对洛阳的控制，防备关东有变，反叛势力袭据洛阳以威胁关中。
汉帝还下令设置弘农郡，旨在构建以弘农、新安、宜阳为节点的防御体系，并加强对崤函道和武关道的控制，以弥补函谷关东迁后带来的关中防卫疏漏，达成控制洛阳和防卫关中的双重目的。
正因为如此，关东有眼力的豪强根本就不敢有丝毫异心，而关东的众诸侯，也在汉帝不断打压下，实行推恩令。
即规定诸侯王可以“推恩”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列侯封号，诸侯王无权废除或更改。所分封的侯国归郡统辖，不得过问政事，仅收纳封地内租税。
还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即贬抑诸侯国官吏为“左官”，规定曾仕王国官吏者不得在中央任职；禁止朝臣交结诸侯、为其谋利，但有发现，严惩不贷。
而在农事方面，汉帝不断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整治漕运、治理黄河、改革农业技术，仅在关中地区，就修建了包括六辅渠、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等，其他地方多不胜数。
而汉帝之前，黄河连年决口于瓠子，多次治理没有成效，汉帝派出大司农郑当时和汲黯率十万军民堵口，但由于水势太大，堵而复决，当地民众又几次堵口，但都没有成功。
元封元年，汉帝封禅回京，亲临瓠子，对水利官员下了死命令：“黄河决口，你们死，黄河无恙，你们活。”又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实决河，终于堵住了决口。为了防止河水再一次泛滥成灾，又发动民众修好了黄河分洪的两条渠道，黄河终于安静了下来。
也正因为此，汉帝虽然挥霍无度，广修宫室，年年征战，但是仍没有激起太大的民变，天下仍然在他的掌控之中。
但是纵使汉帝用各种办法延缓了民变的发生，但是这没有改变根本，于是一场极大地变动，在表面上正处于煌煌大世的汉朝发动。
九月二十二日
随着李陵和李广利带领的中央军和部分边军，远征匈奴全军覆没，此时正值中央朝廷兵力空虚之时。
太初五年（天汉元年）
河内郡